此文生動地記述了從大澤鄉(xiāng)起義到張楚政權建立這一段歷史進程，再現(xiàn)了陳勝、吳廣兩位起義領袖的英雄本色。陳勝有很高的階級覺悟，并且懷有“鴻鵠之志”。這表現(xiàn)在傭耕時與同伴的對話中，表現(xiàn)在并殺兩尉之后面對徒屬所作的講演中，尤其是“王侯將相寧有種乎”的話語，是對封建世襲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。正是由于他富有遠見，他的話具有鼓動性，才能收到徒屬皆日“敬受命”的效果。作為起義領袖，陳勝和吳廣都能審時度勢、機智果斷，為起義作出周密的謀劃和部署。“會天大雨，道不通，度已失期。失期，法皆斬”是陳涉等人起義的直接原因。面臨必死處境時，陳勝和吳廣當機立斷，密謀起義，決心率眾闖出一條生路來，說明他們對起義的時機把握得很好。二人密謀中，陳勝對時局作了精辟的分析，把握了“天下苦秦久矣”這一社會背景。在這種分析的基礎上，決定打出公子扶蘇和項燕的旗號——因為“百姓多聞其賢，未知其死也”，“項燕數(shù)有功，愛士卒，楚人憐之”，“或以為死，或以為亡”，提出這一口號，則“宜多應者”。他們在卜者啟發(fā)下，精心策劃丹書魚腹和篝火狐鳴兩件“靈異”事件，騙過了其他戍卒的耳目。他們合演的殺將尉的雙簧戲，成功地點燃了起義的導火線，這些都能說明他們善于謀劃。后文中的“諸郡縣，苦秦吏者”照應上文“天下苦秦久矣”，“皆刑其長吏，殺之以應陳涉”與上文“宜多應者”相呼應，這兩句話的前后照應說明了陳勝的分析完全正確，體現(xiàn)了他洞察時局的能力。也正是陳涉這種謀劃、洞察的能力，才造成起義一呼百應，并迅速遍及全國局面。

陳勝、吳廣在密謀起義之時曾找人算卦，后來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書和狐鳴兩出騙局。這種為推翻一個政權而造輿論的騙術，在中國歷史的改朝換代關頭屢見不鮮。當廣大群眾畏天命的意識很濃厚的時候，舉事者想要“威眾”，以種種騙術把自己表現(xiàn)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、最見效的手法。然而，陳勝、吳廣自己并不迷信天命，“王侯將相寧有種乎”才是他們的真實思想。作者司馬遷更在記敘陳勝、吳廣行卜時，特意點破“卜者知其指意”，既“知其指意”，則“足下事皆成，有功”云云，至于“卜之鬼乎”，分明是在參與密謀�！蛾惿媸兰摇吩谛形闹惺勾祟愹_術昭然若揭，《高祖本紀》中對劉邦制造的斬蛇之類的神話也持保留態(tài)度，這都體現(xiàn)了司馬遷進步的的歷史觀。

兩個將尉在大澤鄉(xiāng)起義中并沒有過失，他們和吳廣的一場沖突是起義領袖預謀的，但最終仍不免一死。這是因為他們是秦王朝勢力的代表人物，在殘酷的階級斗爭面前，充當了起義軍的對立面，故難逃成為犧牲品的命運。攻下蘄縣這第一個縣城后，陳勝和吳廣及時派葛嬰帶領人馬到蘄縣以東開辟新戰(zhàn)場，以便迅速打開局面，同時不失時機地立國稱王，建立起農(nóng)民政權。這些都說明他們在起義初期戰(zhàn)略戰(zhàn)術運用得當，成功地擔當了領袖的責任。陳勝在戰(zhàn)斗中披堅執(zhí)銳、身先士卒，吳廣“素愛人，士卒多為用者”，這些都是領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質(zhì)，在陳勝、吳廣身上明顯地體現(xiàn)出來。

上述人物性格特點是通過具體事件或細節(jié)的記敘表現(xiàn)出來的，不難看出，《史記》在為一個個歷史人物立傳時，不僅記錄其生平大端，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風貌，同時展示與人物活動相關的背景、環(huán)境，從而再現(xiàn)當時社會生活的真實畫面，這正是《史記》文學性的主要體現(xiàn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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